用12年光阴记录了“声音遗产”,而且想一直坚持下去,这么做。他把自己的前途、个人利益置之度外,毫无犹豫地,这么做。

Text TRACY LOW

1970年代的马来西亚北马,有这么一首福建打油诗:
要掠要放,陈仁庆(警官)
喝起喝落,陈修信(前财政部长)
哭父哭母,陈同同(歌仔戏艺人)
脱衫脱裤,陈惠珍(脱衣女郎)

诗里提及的陈姓人物,都是那年代的本地风云人物—— 持有“捉拿或释放歹徒”大权的前槟州总警长陈仁庆、能力足以让金融股市大起大落的陈修信、以催泪哭腔弹唱福建歌仔戏故事的陈同同、轰动全城的脱衣舞后陈惠珍。

其中,陈同同被誉为一代乡音传奇。他是1950年代马来西亚丽的呼声广播节目《福建杂碎调》的弹唱人,也因此从一位原本在街头走唱占签的艺人,摇身一变成为家喻户晓的歌仔戏民间艺人。陈同同原为印裔,被华裔陈姓养父领养后,取名陈九峇;后来因为用月琴弹奏发出“咚咚”声,而得“陈同同”这个艺名。

由于种种因素,关于陈同同的史料终究模糊不全,他诠释的草根文化,已经随着他的离世而逐渐没落。庆幸的是,如今,也有这么一位乡音人,走访老街古镇采集乡音,还被冠上乡音考古采集人的称号。他是张吉安,拥有多重身份,是一位广播人、导演、演唱人、专栏作者、社区计划发起人、艺术家、考古学家。

现代广播人普遍被公司当成艺人来包装,公众形象多是光鲜亮丽,着华服拍宣传照、出席聚餐会、拍电影、上电视节目等。张吉安偏偏和其他人不一样,他上山下海,只为倾听那硕果仅存的乡音。

家里厨房只能煮开水,因为他的家同时还充当文物仓库,收藏的古董对环境湿度、温度和空气对流度都特别敏感。

他脸上画着半张脸谱,在街头表演,在泥地里打滚(他为自己策划的吉打稻地节WARISAN PADI Kedah Festival 2016做开幕表演)。让他穿上Gucci的刺绣西装拍照,他说:大龙大凤太高调。

不只是语言

这个张吉安到底在想什么?

踏入广播界之前,在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工作的他,参与制作拍摄本地记录片,刚好要用到历史文物和语言素材,在搜集过程中开始对这些东西产生兴趣,就没停止过探寻。后来进入电台, 将采集回来的声音片段,通过收音机分享出去,也让他‘名正言顺’继续采集乡音。

乡音考古的采集对象,以老人家为主,采集范围包括老城区、乡下,或人们忽略的老街(比如吉隆坡的茨厂街、沙登新村客家村落、马六甲老城区)。

许多老人家说着各自籍贯的语言,鲜少受到华语文化影响。张吉安采集声音片段的同时,也一并搜集他们南来的故事,还有他们捐出的历史文物。透过他们懂的一些童谣、歌谣,从中寻找这些语言的脉络。

“谈到语言文学,多数人认为它没有文字,其实不然。客家话、潮州话、海南话都是从古老汉语演变而成,翻阅字典,还能找到这些古字。当你真正去认识这些方言词汇时,视野会变广, 做多元发展时也就更得心应手。 ”他说。

他觉得“语言是依附在一个人身上的”。基于采访对象都是七八十岁或以上的老人家,直到现在,很多采集回来的重要人物已经去世,他们留下的是“声音遗产”。

他也认为,语言还是一个文化母体,语言的消失,会促成文化变质。

 

“如果潮州话不再使用,你还会在意潮州菜怎么煮吗?还想知道潮州大戏怎么唱吗?潮州民俗活动都不需要了。因为语言不在了,华人单一化了。慢慢地,我们只会接受并融入他人文化,变成没有自己文化特色的族群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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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言是个错? 

在马来西亚,做同一件事情12年,而且能认可的人寥寥无几。张吉安说“我不是专家”,他与乡音的缘份,得从他的家庭谈起。

祖籍广东开平,他的成长环境里有三种语言:家里主要讲潮州话,因为男主外女主内,全家人跟随潮州籍贯的外婆讲潮州话;遇上家里的另一女主人婆婆,他就讲广东话;他的家乡北马吉打,福建人多,所以他和街坊邻居讲的是福建话。

外婆和婆婆,两个强势的女人住在一起,经常因为想让家人讲特定的一种籍贯语言而吵架。两老一人一房,婆婆听广东粤剧,外婆听潮剧。有别于哥哥和弟弟的好动,文静的张吉安在家里跟老人家互动的机会比较多,也经常随婆婆去看广东戏,随外婆去看潮剧。在两种大戏的氛围长大,他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坚持称籍贯语言为“乡音”,而不是“方言”,与张吉安小时候的经历有关。

马来西亚教育部在1980年代初,推行“讲华语运动”,即多讲华语少说方言。

有一次,阿嬷送便当到学校给他,他们在走廊的潮州话对话被老师无意中听见。结果,他不但被扣品行分,还被罚站在学校走廊,成绩报告册里也被特别注明“爱讲方言”。这段经历,无形中对当时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伤害—— 陪伴他成长的语言,突然之间变成一个错误。

他疑惑,为什么要杜绝方言?“讲华语运动”的重点是多讲华语,少说方言!少说并不代表完全不可以说,而且说了并不代表等于犯错。

“那其实是将一种语言踩在另一种语言身上,对方言是很不公平的。”他坚决地表态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,以华语作为普通话,其他语言都被称做地方语言,感觉上格调比较低。在教育层次来说,方言属于非主流,即被边缘化,使他很抗拒使用“方言”二字。

他解释:“乡音的‘鄉’(繁体)是个会意字,即两个或以上的独体汉字,根据各自含义所组成的一个新汉字。‘鄉’是两个男人面对面吃饭,‘音’是一个人站在太阳底下的意思,原本是指劳作的人顶天立地唱歌。‘鄉’与‘音’结合起来,变成‘響’(繁体), 也就是说,我们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说话时最自信。”

未完成故事

由于都是单枪匹马一手包办录音、录影、访问、剪辑,还要兼顾电台工作,他用12年采集了大约320多个个案。“其实不多啦。”他说时间真的很有限。

采集对象以高龄人士为主,让他一次次经历人生的现实面。

“采集结束后,当你还想联络回时,常常发现受访者已经去世了。”其中,印象最深刻“走得最快”的受访者,在访问结束后的一个星期往生。

那是一位擅长唱广西山歌的文冬人,在1970年代是当地名人,常被邀请在婚礼来段即兴演出,用广西山歌娱乐嘉宾。当时有点仓促,两人交谈仅四五个小时。张吉安先把访问写在自己报章的专栏,准备下回再去采访老人家。

报章刊登出来的那天,老人家很开心地买了一份报纸,拿着报纸上楼梯时边走边看,不小心就滚下楼梯,不到一天就去世。

在电台播出“访问声音”片段的前一天,他拨电话想提醒受访者收听,结果接电话的儿子告知他老人意外逝世的消息。应家属要求,张吉安漏夜剪接;老人出殡时,播放逝者唱的广西山歌,伴随送殡队伍绕村落走一圈。

“那是连他们家人都没有录过的声音。”他感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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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主流效应

一路走来,张吉安于2011年获得国家新闻与文化部“安卡沙国家广播大奖”最佳男播音员奖。得奖,证明他的节目得到业界的认可,但这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认同他的成就。

“我做的东西即不商业,也不娱乐。有人说太异类,也有人说很深奥,还有人说很奇怪,很难被一般群众接受。别人都是光鲜亮丽的公众人物,我做的东西很草根,有些同行会觉得好笑,本来可以舒舒服服赚钱,我却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东西。”

他将自己归类为非主流。和主流媒体的差别,在于被影响的人很多时候都默不吭声。“大部分听众不会很直接地表达对你的想法,也很少有人留言来支持你,赞美你。”

近期发生让他感触比较深的一件事情,是当他到峇株巴辖华仁独中参加讲座会时,两位即将毕业的学生约见他,说他们从小学六年级就开始收听他的广播节目。学校作业甚至有一篇文章, 写了关于张吉安的内容;也因为受张吉安的广播节目启发,他们升学选读历史系和考古系。

“做媒体,我们需要做到正面的影响,要做一些让观看你聆听你的读者和听众可以一生受惠。我做的东西现在不重要,可能等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后我走了,你才觉得这很重要,因为我做的东西是可以被保留下来的。我带不走,这些东西留下来,希望有人愿意接手。”

有关资料及文物,已经堆满他的家和仓库。他希望有一天有哪个企业或单位愿意‘领养’这些珍贵文物,在资料馆展出,让更多人分享。

除了采集乡音,我一直很好奇张吉安进行艺术表演,总画着半边脸谱上阵,为什么?访问结束后,他解答:“那是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启发。”

他的父亲,是一位醒童,即一半身体属于自己,一半身体属于神明的乩童。修读电影系时,他其中一份作业是访问父亲,同时记录父亲扶乩的画面。父亲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形象,便是每当扶乩时,会拿起红纸涂抹属于神明的半边脸。

所以,无论是为社区在街头演出,或艺术节时在舞台上演出,张吉安延用半张脸谱的造型来表达自己眼中的世界:

 

“一半是人,一半是神,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半一半。阴阳、黑白、神鬼、好坏,凡事都是一半。”

 

Photography IAN WONG

Art Direction & Styling SHI YEE

 

原文刊登于马来西亚版《品 Prestige》2017年4月号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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