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运是她的热情所在,是她要做的事情。全情投入废除死刑运动,为嫌犯争取“免除一死”,她有独特的感慨和见解。

TEXT 苏菲

社运分子饶兆颖,并不是天生爱造反的人。反之,她从小到大都很听长辈的话。

2006年,报读人文图书馆举办的人文课程《民主与民主化研究导论》,她认识了一群搞社运的朋友。

但是,真正将她引上社会运动这条道路的契机,是2008年全国大选。她当时为人民公正党的峇都国会选区候选人蔡添强助选。

就这样,她开始了自己的社运之路。她加入隆雪华堂的民权委员会,担任副主席;之后也为涉嫌运毒,在新加坡面对死刑的杨伟光,开始展开废除死刑运动。

8月尾净选盟4.0长达34小时的黄潮集会,饶兆颖便是负责后勤工作的幕后功臣之一。

访问饶兆颖当天,是在黄潮集会后翌日——她拖着累垮的身体,在凌晨三点多回到家休息几个小时后。她说,这个集会的后勤筹备工作,是在集会一个星期前才正式开始,由于出席人数超出估计,为后勤工作增添了许多挑战。

“集会结束后,我感到非常累。今天开脸书看到大家的分享,我就有点想哭了。”语毕,现年41岁的饶兆颖,眼泛泪光, 哽咽了。

沉默父亲的榜样

身为律师的饶兆颖,回想起自己的社运旅程时,发现父亲饶仁毅其实一直都是她的榜样。

饶仁毅律师,是华社圈子里少数以律师身份参与维权工作的人,曾经接过死囚、内安法令扣留者等人士的案件。

“我父亲并不常对家人说他在外做的事。但是,我们做孩子的知道,他在外面参与了一些华社、教育议题,以及人权的案件。但是他没有直接跟我们很深入地谈他的立场和看法。我觉得因为有他这样的榜样,我们兄弟姐妹才会去关注社会议题。”

父亲的阅读习惯,也从小感染了饶兆颖,让她爱上阅读、思考及讨论议题。或许,当时年幼的她并不知道,父亲的以身作则,已为她今天的社运道路打下稳固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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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死运动的挑战

饶兆颖加入民权委员会之后,开始关注人权议题,为社会边缘群体发声;全情投入的一项运动,便是废除死刑运动(简称废死 运动)。

事情是这样开始的。2010年,饶兆颖接到一名记者朋友的简讯,询问是否能够协助在新加坡被判死刑的沙巴青年杨伟光,会见杨伟光的代表律师拉维(M.Ravi)。征得民权委员会主席的许可之后,她去见了拉维。

接下来便是一连串协助“杨伟光免受死刑”活动的开始。

她连同民权委员会的朋友成立“杨伟光后援会”,并推介“给生命第二次机会”十万签名运动,希望新加坡总统能够宽赦杨伟光的死罪,改为终身监禁,在监狱中服务。签名运动在马新得到热烈回响, 然而还是无法让杨伟光‘免除一死’。

就在杨伟光的律师穷尽所有司法途径时,新加坡修改了《滥用毒品(修正)法令》,废除了强制死刑。新加坡高庭在2013年11月,判决杨伟光在2007年运毒事件上仅为跑腿,而且也供出有关人士助警方破案,因此改以终身监禁和15下鞭刑取代死刑。

“从事社运多年来,我印象最深刻的是,在杨伟光第三次司法审核那天,也是他的生日。一些新加坡朋友为他做了纸卡祝他生日快乐。休庭的时候,我们拿出纸卡给伟光看。他很平静,给了我们一个微笑。我觉得这是很感人的时刻。”

说起废死运动,饶兆颖认为,最大的挑战是教育民众。

“一般人很坚决看待死刑。为了维持法制,很多人支持死刑。不过,又有人认为,犯人罪大恶极,要在如此巩固的观念上跟他们讨论,死刑其实不是一个行得通的方法,首先要突破人们对死囚的反感。

你要突破了这个,才能够去谈。一开始,我在公共场合谈废死的时候,我也是很害怕的。我自己心里很紧张,我觉得会面对很多反弹,很大的压力。后来,我觉得只要我们坚守自己认为对的,把自己要讲的话讲出来,就可以了。

受害者家属能够站出来讲反对死刑,面对的压力最大。你的孩子被杀了,你还反对死刑,你是不爱你的孩子吗?然后整个 社会舆论都说犯人要被处死,你的孩子才能够得到正义,你要怎么处理这些压力?所以,我们非常敬佩站出来反对死刑的受害者家属。”

从事社运给了饶兆颖很多压力,但也给了她很可贵的收获:朋友。社运参与者甚至来自各国各地,彼此之间深知若有需要,会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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捕捉生命那一刻

饶兆颖喜欢拍照和旅行,闲暇时,会将照片剪贴加工,收藏起来。

“我喜欢将生命中的时刻留下来。我们的生活很普通,就是早上起来刷牙洗脸上班,但如果每一刻你都用心去看,再平凡的生活也会有不同。就算是凌乱的桌子,我也会拍下来。有时候跟家人吃饭,我也拍,以便日后重温时,记得自己曾经珍惜过这一刻。”

说起旅行,她印象最深刻的是,两年前的印度之旅。她跟随摄影人团队到印度。由于是临时决定参加,并未事先阅读资料, 带着空白出发,因此在印度的见闻都叫她感到非常新奇。

与挚友轻松游京都,大家随性地玩,没有压力,也令她深感满意。

平时,饶兆颖会做做瑜珈,让心境平静。她最喜欢的瑜珈姿势是corpse pose——瑜珈结束前,让身体如尸体般彻底放松,而进入冥想状态的姿势。

“这个姿势让身体放松,如同自己在关怀自己。”

律师行业务、社运和家庭,并没有让饶兆颖忙昏了头,反而三方面都平衡得很好,主要是因为她有很好的“后援会”:家人(包括另一半)都支持她所做的事情,律师楼的团队也能为她分担工作。

“至于社运,那是我的热情所在,是我要做的事情。我不觉得我需要牺牲生活中的哪方面,来成全自己要做的东西。”

她追求的是一种从下而上的社运模式,不是由精英分子说了算,而是能够在基层培力,让普罗大众也能关注社会议题。尽管大家立场不同,大家却可以去关心、思考;社会也有一个空间让大家进行讨论。

 

Photography IAN WONG
Styling WEECHEE

 

原文刊登于2015年10月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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