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运是她的热情所在，是她要做的事情。全情投入废除死刑运动，为嫌犯争取“免除一死”，她有独特的感慨和见解。
TEXT 苏菲
社运分子饶兆颖，并不是天生爱造反的人。反之，她从小到大都很听长辈的话。
2006年，报读人文图书馆举办的人文课程《民主与民主化研究导论》，她认识了一群搞社运的朋友。
但是，真正将她引上社会运动这条道路的契机，是2008年全国大选。她当时为人民公正党的峇都国会选区候选人蔡添强助选。
就这样，她开始了自己的社运之路。她加入隆雪华堂的民权委员会，担任副主席；之后也为涉嫌运毒，在新加坡面对死刑的杨伟光，开始展开废除死刑运动。
8月尾净选盟4.0长达34小时的黄潮集会，饶兆颖便是负责后勤工作的幕后功臣之一。
访问饶兆颖当天，是在黄潮集会后翌日——她拖着累垮的身体，在凌晨三点多回到家休息几个小时后。她说，这个集会的后勤筹备工作，是在集会一个星期前才正式开始，由于出席人数超出估计，为后勤工作增添了许多挑战。
“集会结束后，我感到非常累。今天开脸书看到大家的分享，我就有点想哭了。”语毕，现年41岁的饶兆颖，眼泛泪光， 哽咽了。
沉默父亲的榜样
身为律师的饶兆颖，回想起自己的社运旅程时，发现父亲饶仁毅其实一直都是她的榜样。
饶仁毅律师，是华社圈子里少数以律师身份参与维权工作的人，曾经接过死囚、内安法令扣留者等人士的案件。
“我父亲并不常对家人说他在外做的事。但是，我们做孩子的知道，他在外面参与了一些华社、教育议题，以及人权的案件。但是他没有直接跟我们很深入地谈他的立场和看法。我觉得因为有他这样的榜样，我们兄弟姐妹才会去关注社会议题。”
父亲的阅读习惯，也从小感染了饶兆颖，让她爱上阅读、思考及讨论议题。或许，当时年幼的她并不知道，父亲的以身作则，已为她今天的社运道路打下稳固基础。
废死运动的挑战
饶兆颖加入民权委员会之后，开始关注人权议题，为社会边缘群体发声；全情投入的一项运动，便是废除死刑运动（简称废死 运动）。
事情是这样开始的。2010年，饶兆颖接到一名记者朋友的简讯，询问是否能够协助在新加坡被判死刑的沙巴青年杨伟光，会见杨伟光的代表律师拉维（M.Ravi）。征得民权委员会主席的许可之后，她去见了拉维。
接下来便是一连串协助“杨伟光免受死刑”活动的开始。
她连同民权委员会的朋友成立“杨伟光后援会”，并推介“给生命第二次机会”十万签名运动，希望新加坡总统能够宽赦杨伟光的死罪，改为终身监禁，在监狱中服务。签名运动在马新得到热烈回响， 然而还是无法让杨伟光‘免除一死’。
就在杨伟光的律师穷尽所有司法途径时，新加坡修改了《滥用毒品（修正）法令》，废除了强制死刑。新加坡高庭在2013年11月，判决杨伟光在2007年运毒事件上仅为跑腿，而且也供出有关人士助警方破案，因此改以终身监禁和15下鞭刑取代死刑。
“从事社运多年来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在杨伟光第三次司法审核那天，也是他的生日。一些新加坡朋友为他做了纸卡祝他生日快乐。休庭的时候，我们拿出纸卡给伟光看。他很平静，给了我们一个微笑。我觉得这是很感人的时刻。”
说起废死运动，饶兆颖认为，最大的挑战是教育民众。
“一般人很坚决看待死刑。为了维持法制，很多人支持死刑。不过，又有人认为，犯人罪大恶极，要在如此巩固的观念上跟他们讨论，死刑其实不是一个行得通的方法，首先要突破人们对死囚的反感。
你要突破了这个，才能够去谈。一开始，我在公共场合谈废死的时候，我也是很害怕的。我自己心里很紧张，我觉得会面对很多反弹，很大的压力。后来，我觉得只要我们坚守自己认为对的，把自己要讲的话讲出来，就可以了。
受害者家属能够站出来讲反对死刑，面对的压力最大。你的孩子被杀了，你还反对死刑，你是不爱你的孩子吗？然后整个 社会舆论都说犯人要被处死，你的孩子才能够得到正义，你要怎么处理这些压力？所以，我们非常敬佩站出来反对死刑的受害者家属。”
从事社运给了饶兆颖很多压力，但也给了她很可贵的收获：朋友。社运参与者甚至来自各国各地，彼此之间深知若有需要，会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。
捕捉生命那一刻
饶兆颖喜欢拍照和旅行，闲暇时，会将照片剪贴加工，收藏起来。
“我喜欢将生命中的时刻留下来。我们的生活很普通，就是早上起来刷牙洗脸上班，但如果每一刻你都用心去看，再平凡的生活也会有不同。就算是凌乱的桌子，我也会拍下来。有时候跟家人吃饭，我也拍，以便日后重温时，记得自己曾经珍惜过这一刻。”
说起旅行，她印象最深刻的是，两年前的印度之旅。她跟随摄影人团队到印度。由于是临时决定参加，并未事先阅读资料， 带着空白出发，因此在印度的见闻都叫她感到非常新奇。
与挚友轻松游京都，大家随性地玩，没有压力，也令她深感满意。
平时，饶兆颖会做做瑜珈，让心境平静。她最喜欢的瑜珈姿势是corpse pose——瑜珈结束前，让身体如尸体般彻底放松，而进入冥想状态的姿势。
“这个姿势让身体放松，如同自己在关怀自己。”
律师行业务、社运和家庭，并没有让饶兆颖忙昏了头，反而三方面都平衡得很好，主要是因为她有很好的“后援会”：家人（包括另一半）都支持她所做的事情，律师楼的团队也能为她分担工作。
“至于社运，那是我的热情所在，是我要做的事情。我不觉得我需要牺牲生活中的哪方面，来成全自己要做的东西。”
她追求的是一种从下而上的社运模式，不是由精英分子说了算，而是能够在基层培力，让普罗大众也能关注社会议题。尽管大家立场不同，大家却可以去关心、思考；社会也有一个空间让大家进行讨论。
Photography IAN WONG
Styling WEECHEE
原文刊登于2015年10月号
